媒体谈克强经济学虽有阵痛却是刮毒疗伤良药

媒体谈克强经济学：虽有阵痛 却是刮毒疗伤良药

现在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共识是淘汰落后产能，除此之外，金融业(银行、保险、证券等)和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调整，也是我国结构性改革的必经之路。从长期来看，“克强经济学”的调结构和去杠杆化将会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但短期内政策的效果很难马上显现，甚至会给这些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带来巨大冲击。但对于亟须转型的产业来说，遵循“克强经济学”虽然会带来剧烈阵痛，但却是能刮毒疗伤的对症良药。

李克强总理自上任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型，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巴克莱资本将“克强经济学”解读为“三大支柱”，即退出刺激政策、金融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　　诚如巴克莱所说，“克强经济学”的核心在于结构性改革，即从供给端入手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这种结构性改革既包括产权改革、政府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也包括生产主体、生产方式、生产结构的改革。而生产结构的改革是重中之重，更为急迫，也更为引人注目。　　7月16日，李克强在主持召开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现在首当其冲要做的事情，是在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的前提下“调结构”，也就是对外要转变依靠出口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对内要盘活存量、激活市场。中国打造经济结构升级版初现雏形，一条结构性改革之路正在显现。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一直进展缓慢。经常形成号召多，而工作指导却失之空泛的局面。自今年李克强上台以来，就采取了营改增、大力发展服务业、细化政策尤其是促进消费等一系列调整经济结构的动作。　　自市场经济建立之初，各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脉搏。从最早的消费升级，到重工业化进程，再到房地产崛起，再到金融危机后的四万亿投资拉动以及现在的经济增速下滑，不同的行业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的背后展现的都是结构性改革。　　现在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共识是淘汰落后产能，除此之外，金融业(银行、保险、证券等)和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调整，也是我国结构性改革的必经之路。从长期来看，“克强经济学”的调结构和去杠杆化将会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但短期内政策的效果很难马上显现，甚至会给这些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带来巨大冲击。但对于亟须转型的产业来说，遵循“克强经济学”虽然会带来剧烈阵痛，但却是能刮毒疗伤的对症良药。　　众所周知，很多国企都属于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船大难调头，在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国有企业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国企怎样去做关乎我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成败。　　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大多都分布在传统产业，不少都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比较低。此外，一些行业产业集中度较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存在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甚至一些企业内部还存在大而全、小而散的现象，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性短板。因此，国有企业的“结构性改革”已箭在弦上，不得不调。“转方式、调结构”是今年中国经济的主轴，国有企业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　　落实到具体做法上，首先，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要根据自身功能定位，进一步梳理主业，明确不同领域不同特点的布局结构调整思路，并且根据各个行业的现有布局状况，明确加强和调整的重点，做强优势行业；其次，要根据产业的发展趋势，明确重点发展方向，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第三，要通过兼并重组、关停并转、加快“走出去”等方式化解产能过剩的矛盾；第四，要考虑区域布局，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注重东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国有资本的合理高效配置。　　“克强经济学”自实施以来，我国的经济一直在减速中行驶。政府有压力，市场有压力，企业也有压力，但是有压力才能转型。不在调整中走向兴盛，就在调整中走向衰败，这是无法回避的命运，国有企业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李克强经济学”的深入解读：如何盘活存量　　“升级版”与“旧版”对照，“旧版”靠的是外需、人口红利、资源的错配与透支；“升级版”则要靠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及改革的红利，而所有这一些，都可以体现在“用好增量”与“盘活存量”之上。　　“李克强经济学”作为一个潮词儿，其实可以有很多个彼此互不矛盾的版本，如：(1)投资银行“巴克莱资本”版本：不刺激、去杠杆、调结构；(2)“下限上限”说；(3)“升级版”说(“要把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与改革的红利，叠加在一起，形成经济的新动力 ，打造中国经改的‘升级版’”)；等等。而我认为，最精简，最经典，一语中的，直指核心的，是李克强自己说的两句话： “用好增量，盘活存量”。　　什么是“增量”，什么是“存量”，一句话，就是指所有“资源”。增量就是资源增加的部分，存量就是资源现有的部分，合起来，即是所有的资源。增量要“用好”，存量要“盘活”，意思是指，无论是现有的，或即将增加的，所有的资源都应做到“优化配置”过去，明显地有许多“资源错配”的现象，不合理，不好，不可持续。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 ](IMF)针对中国经济前景发出强烈警示称，“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且日益脆弱”，如迟迟无法兑现经改承诺，提高内需在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自当前水平腰斩至4%左右，且人均收入直到2030年都只能维持在美国水平1/4上下；中国更无法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IMF的警示，如果用资源配置的概念来解释，就是中国长期以来维持8%以上的高增长率，固然部分源自于：(1)外需的拉动；(2)生产力特别是人口的红利；及(3)改革带来的红利这三大部分，可是同样也有来自于由于“资源错配”而反映在短期增长率的部分。但很明显，这是不可持续的。如加以矫正(即改革)，则中国经济在今后一段期间中将不能免于增长减缓的痛苦；但如不进行矫正，则短期内或仍可持续享有较高的增长率，长期则必将如IMF的警示进入到一个长期的“衰退”。所以，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一个“短痛”与“长痛”的选择。　　“资源”的错配，具体又表现在三个主要方面：　　(一)比较狭义的“物质”资源。如各产业(水泥、钢铁、炼铝、汽车、光伏等)巨大的产能过剩；各地方政府庞大的、重复的基本建设；各大、中城市触目皆是的“空巢”住房(类如鄂尔多斯的康巴什的 “鬼城”已数以十计)。凡此投资与建设，都在过去数年对中国经济的“保八”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其实都含有巨大的泡沫成分，是严重的资源错配。　　(二)资本与资金的错配。大量资金流往了不该流往的去处，从而形成了楼市、基建、地方债、高利贷及产能等一系列泡沫，一旦资金链断裂，难以为继，就会酿成金融危机。在这个意义上，资源(资金)的错配还只是一个资源效率的问题，也同时是一个金融风险的问题。　　(三)人力资源的错配。中国当前除了有一般概念的就业与失业问题外，还有广泛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即人找不到工作，工作也找不到人，反映的是教育政策与教育制度和产业跟经济发展脱钩。在这个意义上，资源(人力)的错配还不只是一个资源效率的问题，也同时是一个攸关社会和谐与否的问题。　　怎么办？如果选择的是长痛，可以不去管它，一仍旧贯，但将来要付出昂贵代价。如选择短痛，那就是改革，下大决心进行全面的改革抛弃“旧版”，打造“升级版”。短期会有痛苦，长期则是可持续发展。　　“升级版”与“旧版”对照，“旧版”靠的是外需、人口红利、资源的错配与透支；“升级版”则要靠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及改革的红利，而所有这一些，都可以体现在“用好增量”与“盘活存量”之上。(理财周刊)

管窥“克强经济学”：134天的政策历程　　3月15日李克强总理就职以来，这134天中市场预期经历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期待、恐慌调结构、试探增长容忍度，再到迎合稳增长。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7月以来，从总理的增长底线论到经济运行的上下限论，到上下限的指标量化，再到小微企业减税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笔者试图管窥“克强经济学”的内涵。　　逆预期的三把火　　李总理上任伊始，市场预期新总理会迅速出手扭转元宵节后的经济颓势，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新总理的三把火显然让市场讶异了。　　一是促改革。3月17日，李总理在“两会”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就讲到，政府机构要职能转变，下放或取消部分行政审批权。5月16日，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117项行政审批项目。　　二是去产能、调结构。3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分行业化解产能过剩”。这一点让市场尤为恐慌，待到缓过神来，便开始推涨创业板。　　三是去杠杆。3月27日银监会下发“8号文”和“71号文”，拉开影子银行的治理序幕。6月的钱荒冲击波可谓此轮治理的一个结果。　　这三把火不可谓不猛，但资本市场显然难以接受后两把火的阵痛。与此同时，随着3月PMI等低于预期的经济数据出炉，市场依旧沉浸在过去时的思维中，即是经济要增长、货币要宽松，投资和城镇化要开闸。　　但市场注定是失望的，失望之下预期开始扭向，开始打探新总理的经济增长容忍度，一直持续到6月末。　　微妙的逆转　　笔者管窥，李总理上任后的一个多月中，粗略地展示了经济政策思路，并逐步影响着市场预期，试图用改革超越危机，即用空间换时间，抑制或推迟产能危机和杠杆危机的爆发。　　但糟糕的经济数据之下，出现了微妙的逆转。4月2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传递出“稳增长”。从召开时点来看，这次会议很不寻常，堪比2004年4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　　此次会议指出，“从国内看，经济增长动力仍需增强”，潜台词无疑是现在的增速还不够强。会议还要求“宏观政策要稳住”，应该是要求政策要稳住经济增长。　　笔者在当期《弱复苏的容忍度与微妙的逆转》中提到，之所以说是微妙的逆转，是因为弱复苏仍在黑糊糊的隧道中，这一丝光亮还难以判断是来自出口还是迎面的火车，这是个多空都很尴尬的时刻。　　但一个迅速的政策佐证是，4月26日下午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发出通知，对企业和个人取得的2012年及以后年度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从增长底线论到经济上下限的量化　　市场的预期犹若钟摆，一旦前期失落，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当时鲜少有人注意到上述4月25日会议的不同寻常之处。市场犹犹豫豫中还是在试探总理的增长容忍度。　　但现在回首两个月的总理表态和政策思路，就比较清晰了。6月8日，李克强总理表示，要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　　6月26日，《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出炉，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对城镇化实施路径的表态。　　7月以来，李克强总理则密集调研，多次表态，“稳增长”开始得到认可。在广西经济座谈会上，李克强表示，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　　在7月16日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明确了宏观调控的“上限”与“下限”。“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而7月22日新华社发文，将经济运行“上限”与“下限”量化。笔者总结下来为：1。下限“稳增长”是GDP增速7.5%，底线是7%；2。上限“防通胀”是CPI涨幅3.5%；3。核心三句九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顺序视情况调整；4。财政收入增速要保7%。其实这也是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的经济指标，无非再次重申而已。　　稳增长的“五把斧”　　同样是稳增长，但李总理没有选择走老路。财政部长楼继伟也在数个场合表态，中国不出台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从日前出台的“五把斧”看，有股小处着手但又“精确制导”的意味。　　先是在6月末，一是推动棚户区改造等投资；二是地方自行发债试点扩容步伐提速。前者在改善民生的同时拉动经济增长，后者希望化解地方融资平台风险。　　7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1。部署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2.8月1日起，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为超过600万户小微企业带来实惠；3。承诺为出口企业简化审批流程，降低行政成本。　　央行行长周小川7月25日在《人民日报》撰文谈如何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称“保持合理的货币信贷总量，为小微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增强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　　发改委也在7月25日公布了11条小微企业融资指导意见。　　从市场舆论看，很多人对扶持小微企业表示不屑，但在李克强总理看来，小微企业“铺天盖地”，是就业的最大吸纳器，直接关系几千万人的就业和收入。这不正是保就业吗？　　政策本是相机抉择，总理的经济决策思路也必定视实际经济运行灵活调整。在梳理总理就职以来134天的政策与表态基础上，笔者认为，“克强经济学”内涵应该是——“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则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　　这个内涵还可以简化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至于其中的顺序自然会视经济运行的前景而适当调整。紧跟总理经济决策思路方可走在市场的前面，就从这三词九字开始吧。(第一财经日报)

克强经济学提出人谈支柱：不刺激去杠杆和搞改革　　“李克强经济学”的英文单词Likonomics是由时任海外投行巴克莱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提出的，用来指李克强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概念甫一诞生，便具有属于自己的旺盛生命力，所孕育的改革正能量令人期待。　　Likonomics开始全球传播，成为继“李克强指数”后又一个炙手可热的“中国制造”的财经名词。中国“放开膀子”搞改革的特殊时代背景、新总理李克强经济学博士的强大学术背景，赋予了这个词汇独特的魅力和想象空间。　　争议之声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波动四起。已经离开巴克莱全职回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的黄益平教授日前接受了《中国企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回顾了提出“李克强经济学”这一思想火花的始末，并澄清了一些误读。　　“李克强经济学”不仅是学术界的头脑风暴，更是发生在中国当下活生生的现实。外界更关心的是，“李克强经济学”爆发的强大能量，将把中国的改革带向何方？　　从“李克强指数”　　到“李克强经济学”　　任职辽宁省省委书记时，李克强喜欢通过三个指标来追踪辽宁的经济动向：全省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已放贷款量，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减少对宏观经济的误判。2010年末，《经济学人》杂志推出了一项用于评估中国 GDP增长量的新指标——李克强指数 (Likeqiangindex).　　无独有偶，2013年中，“李克强经济学”( Likonomics)横空出世。黄益平教授回忆说：“6月底，我在写给巴克莱资本全球客户的最后一份‘北京明信片’中提出了Likonomics(即李克强经济学)这个新词，并简要讨论了其三大政策支柱：不刺激、去杠杆和搞改革。”　　“去杠杆化、结构性改革和避免大规模刺激计划”，是巴克莱版“李克强经济学”概念的三大支柱，巴克莱一份最新研究报告说：“李克强经济学正是中国所需要的，因为中国经济急需重回可持续增长的轨道。”　　《华尔街日报》称，考虑到财经词典里已经有了“希腊脱欧”(Grexit)、“扭转”(twist)、“逐步削减”(taper)以及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等术语，再增加一个“李克强经济学”可能就显得俗套了。但鉴于中国当前所从事事业的重要性，确实值得创造一个新词加以描述。简而言之，李克强经济学代表着用短痛换取长期的益处。　　巴克莱预计，去杠杆和再平衡的经济政策有可能把中国推向“临时硬着陆”，未来三年里也许会有某个季度的经济增速会降至3%附近，但这样的减速应该是暂时的，因为经济改革应该会提高整体经济效益，推动经济增长快速反弹。换句话说，波动相对较大的经济周期未来可能将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为“李克强经济学”增加了“不教条，有弹性”两个新特点。在7月16日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宏观调控的“上限”和“下限”，被评价为“既有战略定力，又有底线思维”。“如果安倍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是不论任何阻力坚决贯彻下去的经济理念，那么李克强的管理更具灵活性。下半年，或许会有刺激增长的政策出台。不过，这种刺激相对‘温和’。”鲁政委表示。　　鲁政委幽默地评价，三大政策支柱之一的“去杠杆化”，不如说是“不加杠杆”。“举个例子，原来1块钱借2块钱，‘去杠杆化’就是今后1块钱只能借1块5，‘不加杠杆’则还是能借2块，但不能更多了。”　　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将“李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定义为“理顺要素价格、打破准入限制以及涉足改革深水区”。　　作为对市场化改革有卓越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学生，李克强总理在其经济学理论形成之始便认可了市场在资源有效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沈建光表示，“李克强经济学”更类似供给学派，有别于仅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来调节需求端的传统凯恩斯学派。《南方周末》早在3月就撰文将“李克强经济学”的内涵简要概括为“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李克强总理百日新政后，释放出三大明确的政策信号：一是新一届政府绝不会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二是新一届政府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在不断提高；三是全面而坚定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让“改革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红利”，透过这些政策信号我们已经找寻到了“李克强经济学”的核心和理论逻辑。　　黄益平对《中国企业报》记者坦陈，目前尚未听到李克强总理本人对“李克强经济学”的看法。不过，国内外各界大多是认同李克强总理最近几个月一再宣示的政策意向的，认为这些新的政策方向终于有可能让中国经济摆脱目前这个不协调、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从而走上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道路。而“李克强经济学”恰恰是通过总结这些政策意向而得出的。至于其他媒体总结的“李克强经济学”的核心，有些是基于不同的解读，但更多的只是表述不同而已。　　澄清误读，破除“硬着陆”恐惧　　黄益平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目前对“李克强经济学”需要澄清两个非常明显的误解：第一，“李克强经济学”其实并非指经济学理论，而是泛指“李克强经济政策框架”或者“政策思路”，这个其实是有先例的，就像里根经济学和安倍经济学，因此不要随便往理论上扯。第二，“李克强经济学”并非“休克疗法”，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就没有实施过真正意义上的休克疗法。　　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误解是“李克强经济学”鼓励甚至推动经济“硬着陆”。“我确实低估了市场在面对硬着陆风险时的心灵脆弱度。”黄益平说。　　但他认为当前存在的“硬着陆”恐惧症其实也是过去长期实施保增长政策后遗症之一，增长速度稍有波动，市场便一片恐慌。　　他认为应该打破对经济周期下行的恐惧症，并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硬着陆”其实是一个很主观的判断问题，今天我们认为是硬着陆的减速，明天可能不一定。过去我们特别担心GDP增速滑到8%以下，现在8%以下的增速已经成为常态。第二，从逻辑上看未来几年GDP增速发生明显下降，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所说的“硬着陆”增长减速，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确实是稀松平常的事情。第三，经济周期包括增长下行，其实是挤出劣质投资项目、提高经济质量的必要过程。即便如此，黄益平也从来不认为任何政府应该或者可以听任经济增长发生“硬着陆”，也没有任何政府可以完全不顾经济增长状况。　　“李克强经济学”与中国实际吻合度有多高？黄益平认为，“李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不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适度去杠杆控制金融风险和全面推动结构改革”， 不仅是学者做的总结和概括，更来自中国政府非常清楚的经济决策和政策意向。　　黄益平表示，新政府执政以来所采取的新的政策方向十分清晰，包括李克强总理本人曾经一再重申一些重要的政策信号，例如“政府主导的投资难以持续”、“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和“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等。自去年年底以来，经济增速不断放缓，市场上要求政府重回刺激政策老路的呼声一浪压过一浪。但政府一直非常冷静地判断经济局势，没有采取过激的政策。政府上下各部门都在集中精力筹划多方面的改革方案。　　黄益平说，“不刺激”，准确地说是“不再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措施支持经济增长”，或者“不过度刺激”，这和“稳增长”并不矛盾。黄益平一再重申，不要混淆现在“稳增长”和过去“保增长”之间的本质区别。他表示，任何政府都会采取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经济，美国是这样，中国也是如此。当然，过去是“保增长”，以举国体制把GDP增长率推到9%甚至更高的水平。现在“稳增长”，是以财政或者货币政策手段放缓增速下滑的速度，让GDP增长率逐步稳定在新的增长潜力附近。李克强总理最近划出GDP增长下限，7%甚至更低一些，其实已经把“稳增长”与过去“保增长”的区别表述得清清楚楚。　　构建之中的首脑经济学　　回顾里根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一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命名的经济学，不仅在于其名，更在于其施政的成效——从这个意义来说，“李克强经济学”尚在构建之中。　　中国经济行至年中，李克强划定的经济“下限”隐约可见。工信部官员称，从数据上看，目前宏观经济的指标不太乐观，大部分在底限区间的下半部分，个别指标踩在了底限边缘线上，甚至已经溜出了底限区间，而且还在继续往下走。7月17日的年中经济分析会上，以国家发改委为首的各部委共同向李克强总理提交了一份下半年调控措施的书面材料。这份侧重稳增长的报告以局部刺激政策为主。　　中国下半年经济政策调控的主要措施，将是李克强面对中国经济不断下滑态势出手干预的第一份政策草案。现在到了检验李克强对存在诸多矛盾和不确定性的中国经济微调的时刻。　　随着相关动作的频频出手，“李克强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有没有变化？黄益平说，“李克强经济学”是一个政策框架，这是一个起码要管未来五到十年的思路。“我们判断一个政策方向，自然不能因为几个局部的、短期的措施匆忙下结论。部委动向更多的是应对短期经济波动，不同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也各有侧重，发改委想多上项目，商务部想多支持出口，向来如此。”　　黄益平表示，判断“李克强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有没有改变，一是看会不会像2008年那样推出全面的刺激政策举国保增长，二是看从现在到三中全会期间会不会酝酿、推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判断，7月19日央行决定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就是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实现增长模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宣示。如果政策目标真的变成了“保增长”，央行完全可以直接下调贷款利率并放水银行信贷。而放开贷款利率的下限，是作为利率改革甚至金融开放的重要步骤。　　有媒体总结，“李克强经济学”核心要点之一是——中国政府向市场放权让利，随着国务院会议的召开，持续推进制度创新，不断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尽管海外对于“李克强经济学”有各种各样的猜想，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向市场放权让利的改革不会停滞。改革驶入深水区，中国带着阵痛加速转型。“李克强经济学”并不完全属于个人，其代表的不仅是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与经济智慧，更是对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践的总结与反思的结果。(中国企业报)

上海将成李克强经济学展示橱窗 有其得意之作　　在被李克强总理选来展示其经济规划的效力后，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重返公众注意力的中心。　　有些人或许会辩称，由于举办了2010年世博会，上海的确有了更多的地铁线和酒店。但世博会后上海有何作为呢？它重拾了老一套。　　直到本月初国务院宣布中央政府将在上海设立中国内地首个自由贸易区，这座城市才一跃回到全球注意力的中心。　　上海的自由贸易区是“李克强经济学”的一部分，巴克莱的经济学家说，“李克强经济学”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　　换句话说，李克强已下定决心选择上海作为第一个橱窗，展现“李克强经济学”是如何发挥作用将中国从硬着陆的风险中拯救出来的，而结构性改革或许表明此前禁止进入的行业将扩大对外资开放的范围。　　这一次，北京或许不想用自己的钱来启动针对中国内地的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但如果北京能吸引外资来刺激经济，这么做不会有不良影响。中国政府今年仍想把中国的年增长率维持在7.5%或以上。　　说到上海，当地为我提供消息的人告诉我，该市的五星级酒店处境艰难：能将每日的入住率维持在50%以上它们就觉得自己很走运了，相比之下，世博会那一年的入住率接近100%。　　酒店入住率是指示国外投资意向的好指标。到了你再一次觉得在上海订酒店难的那一天，你就知道这座城市重新忙碌起来了。　　李克强总理在努力推进在上海设立一个自由贸易区这一里程碑式计划时，与来自金融监管机构的反对声音作斗争。这是迄今该国新领导层决心实施早该进行的经济改革的最明显标志。　　包括银监会和证监会在内的金融监管机构公开对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上海金融服务业的计划表示异议。中南海内关于上海计划的幕后争论反映了新领导层在努力改革该国经济结构时面临的巨大困难。　　很多外部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新领导层迫切希望重启一项陷入停滞的经济改革计划。　　一些人称，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必须实施经济改革，否则就将冒30年来经济日益繁荣的局面陷入倒退的风险，种下社会不满的种子，从而可能导致党失去对权力的掌控。　　但这些改革并非不会带来挑战。改革将把一些长期受保护的经济领域直接扔上全球竞争之路。　　7月初正式宣布的上海自由贸易区计划预计将是重大政策改革的试验田。将促进跨界商品和资本流动，关键试验是开放外汇市场和使国内利率实现自由化。　　熟悉情况的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说：“上海自由贸易区是李克强的得意之作。也许你会感到惊讶，上海市政府并没有大力游说中央政府。”　　另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说，在李克强3月底考察上海———他就任后首次国内之行———后，他开始向上海官员提出自由贸易区这个想法。　　在两个月内，李克强提出了一系列初步计划———其具体细节尚未正式宣布。本报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这些倡议包括，为外国银行设立分支机构或建立合资企业提供捷径以及特别允许外国大宗商品交易所在上海自由贸易区内拥有仓库。　　但政府没有想到，来自下属的反对声如此强烈。例如，计划要求，允许外国大宗商品交易所在自由贸易区内设立自己的期货交割仓库。但本报记者看到的政府文件显示，内地证券监管部门不支持。　　与此同时，面对失业率较高和经济增长放缓的其他内地城市也迫切希望仿效上海吸引外资。但据信政府对其他内地城市匆忙复制上海模式不感兴趣。(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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